劫后余生 泰国毒品走私案中的中国船员

饶小虎在家中接受新京报采访，三年前，他身陷泰国一起毒品走私案。新京报记者肖薇薇 摄

饶小虎坐在床边，微仰起头，望向窗外，天空被防盗窗分成一格一格。远处是一声接一声的蝉鸣。

有时，饶小虎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自己不是坐在十堰的家中，而是挤在曼谷中心牢房的大通铺上。从那里的铁门望出去，天空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块儿，很少有鸟儿飞过。

“睡不着，就会看外面的天空，想那些天发生的事。”

三年前，当时25岁的饶小虎是台湾省籍货船“来明轮”上的一名水手，2016年3月31日晚，货船停泊曼谷港口时，泰国警察在船舱两个电脑箱里查获48公斤，帮助搬箱上船的饶小虎和另一名中国籍船员白明宇被警方带走扣押。

在泰国的监狱，饶小虎被羁押13个月，白明宇被羁押3年，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二人运毒，曼谷法院两次驳回检方起诉，他们先后被判无罪，释放回国。

如今，饶小虎又回到海上“讨生活”，不愿与人多谈监狱的经历，但他们打算向泰国政府和台湾船东索赔，希望泰国警方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

货船“来明轮”。受访者供图

“电脑箱”里的“”

在饶小虎记忆中，3年多前的曼谷之夜历历在目。

饶小虎说，2016年3月31日晚，“来明轮”停靠曼谷码头后，工人们卸空船上集装箱，装上新箱。按照计划，货船将于次日出发，途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的16个港口，开始新一轮为期28天的航程。

不出意外的话，9天后，当货船停靠香港时，他将结束跑船，回到湖北十堰的家中，与相恋五年的女朋友林娟领证结婚，再换一份待在陆地上的新工作。

饶小虎当时在梯口当值，负责舷梯的收放和外来人员登记，大概在9点40分左右，三管轮白明宇喊饶小虎帮忙一起搬“两台电脑”。

白明宇和饶小虎被上海远洋对外劳务公司招募，派往来明轮工作。白明宇告诉记者，他当时刚刚收到休假中的“来明轮”前船长余上方发来的一条QQ消息，让他下船签收“两台曼谷办事处的电脑”。

白明宇称，这是他和余上方半个月前谈好的“小忙”。余上方休假的几个月里，他们时不时会在QQ上聊天，余上方提到公司需要换一部分电脑，“能不能帮他带两台去台湾，没必要过海关。”

“他说给我一台200美元作为代工费。” 白明宇回忆。

“钱有点高，”白明宇平时收到的代工费，一个月最多一两百美金，他在QQ上提出来自己的疑惑，“他回复我，只是一点吃饭钱，没什么关系。”

白明宇回忆，当时一辆码头的货车开过来， 车里下来一个人，搬下来两只蓝色纸箱搁在舷梯旁。在白明宇印象里，纸箱上贴着一张A4纸，收件地址是船东台湾阳明海运公司，“一看就是很贵的、配置很高的电脑，外箱很精致高级。”

饶小虎跑下来，和白明宇一人搬起一只纸箱，箱子只比舷梯窄一点，他当时还抱怨了一句“这么重是什么东西?”

“船长让帮忙搬的电脑”，白明宇说，抱起纸箱后，他当时还说了句“什么破电脑这么重”。

饶小虎说，他当时把纸箱放在梯口的甲板上，然后站在梯口继续值班。

白明宇抱着电脑走上二楼，放到船员休息室的角落里，两侧沙发中间的小方桌上摆着一部电话。他掀开小方桌的盖子，将两个纸箱放进去。

他解释说，之前并不知道小方桌下是个柜子，余上方说可以放在方桌里面，正好能放两台电脑，“到了台湾帮忙搬下船，会有人来码头拿”。

十来分钟后，一群泰国警察突然冲上了舷梯。站在舷梯口的饶小虎和正躺在房间床上玩手机的白明宇都被控制。在泰国电视台拍摄的现场视频中，船员休息室里的两个电脑箱被抬出来放在茶几上，警察问白明宇里面是什么，他回答，“They call me its Computer(他们告诉我里面是电脑)。”一个警察划开纸箱，拿出两大块绿色塑料包装好的方状物，里面是一层层垒好的小袋。

警察划开一小袋，装着白色粉末，现场检测后说，“。”

白明宇和饶小虎被要求坐在沙发上，警察给他们戴上，让他们指着桌上的东西，对着他们拍照。陆续赶来的船员也掏出手机对着他们拍，饶小虎说，他当时还对着镜头笑，“给我戴的是塑料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大家都在笑。”

戴着的白明宇也笑，“很刺激，我们以为在拍缉毒大电影。”

泰国警察上船搜获48公斤，饶小虎（左），白明宇（右）被控制。受访者供图

被起诉

案发后，白明宇告知在现场的泰国，他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里有和前船长余上方的QQ聊天记录，“我想着警察看了就知道，我没参与这件事情。”

白明宇和饶小虎告诉记者，警察当时也抓捕了两人，分别是负责送货的中国台湾人和司机。四人被送往曼谷肃毒警察局审讯。在泰国电视台拍摄的现场视频中，当晚警方去台湾人家中搜出大量现金、毒品和。

根据饶小虎提供的判决书显示，台湾人供述称，他借在泰国经营珠宝生意名义，与前船长余上方勾结，通过远洋货船贩毒，他们已经用这种方式成功贩毒多次。

2016年4月2日泰国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这起贩毒案情。在泰国电视台发布的新闻视频里，白明宇、饶小虎等四人被带到现场，他们手被铐在背后，戴着脚镣，坐在椅子上，低着头。

“很多记者在拍我们，我想直视镜头，证明我是清白的，双手被铐在身后直不起腰。”白明宇说。

当天下午，四人被告知，“因持有运输48公斤毒品，将被起诉。”饶小虎提供的判决书显示，负责送货的台湾人和司机，分别被列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白明宇和饶小虎是该案的第三和第四被告。

泰国检方起诉前，是期限未定的牢狱期。监狱和饶小虎在电视里见到的一样，铁门高墙，绕着一圈一圈的铁丝网。他们戴着脚镣站在过道里，被要求衣服，狱警指挥着他们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然后坐在地板上等着分囚服，地面滚烫。

一间房睡七八十人，铺着薄薄的毯子，头对着头，脚对着脚，新来的犯人只能睡在牢房里的厕所旁，因为空间太小，双手只能合抱放在胸前，双脚屈着。

白明宇说，入监的第一个月是“新人训练”，得出一个小时操，然后手肘撑地匍匐前进。饶小虎记得操场上有张大桌子，他们一个个爬着上桌，再爬下来，“耍猴一样”。

狱警也时常惩罚在押人员。白明宇见过被惩罚的人得学蛇爬，身体着地，爬过老犯人的胯下。有一次他也被要求这样接受惩罚，他觉得太屈辱，和狱警解释说心律不齐不能爬，于是被罚扫了半个月厕所。

“新人训练”后，他们被分去不同的临舍关押。

他们借来信纸和邮票，给家人写信，请他们联系上海远洋对外劳务公司，求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为了宽慰家人，饶小虎在信中写道，“我在监狱里很好，儿子什么都没做，我相信会有公平的处理”。

饶小虎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饶小虎整宿难眠，不时头痛，想到父母和女朋友就流眼泪，“很冤枉，当个班，帮忙搬一下东西，平白无故遭受这些。”

2016年5月，饶小虎的妈妈和女朋友林娟到泰国监狱，隔着玻璃见到了饶小虎二人，他们穿着土黄色的囚衣，戴着脚镣，“整个人黑瘦，受了多少苦，他都不会喊苦，”事隔三年后，饶小虎妈妈提及此景，仍眼睛泛红。

她们往二人的账号打了吃饭的钱，蛋炒饭都很贵，见不到几块鸡蛋，几个人拿勺子挖着吃。监狱的饭菜是没削皮的地瓜和南瓜粥，“喂猪都没有这么差，出狱后再也没吃过南瓜。”饶小虎说。

重获自由

2017年4月25日，曼谷刑事法院向饶小虎等人宣读一审判决结果，第一、第二被告违反禁毒法，判处;饶小虎被判无罪释放，白明宇被判无罪等待，他需要回到曼谷中心，等待检方上诉。

坐上曼谷飞上海的飞机，饶小虎才敢相信自己真的“重获自由”。

2019年3月5日，曼谷上诉法院开庭审理，白明宇被判无罪释放。“他在泰国移民局等了几天，心情一会儿焦躁一会儿平静，“怕又被带走抓进去。”

直到回到河南老家，白明宇见到家人的那一刻，他想，“这件事真正结束了。”

刚回到国内，饶小虎有些难以适应。

像之前每次出海跑船，离家几个月后归家时一样，家里发生了一些改变，又仿佛什么都没有变。妈妈烙的油饼、烧的茄子还是一样的味道，爸妈都被晒得黢黑，“变老了很多”。他红着眼眶，埋头猛扒饭，妈妈也哽咽，“平安回来就好，就好。”

2010年，饶小虎高中毕业，他被招生书上“做船员，年薪十万不是梦”的宣传语吸引，去武汉交通职业学校读了航海技术专业。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县城，他还没有见过海，在武汉才第一次见到了轮渡，“想当货船驾驶员，到处去看看。”

毕业后，他在台州一艘私人货船上干了一段时间，辗转通过中介，与上海远洋对外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015年8月被派遣登上“来明轮”货船做水手，工期八个月。

回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他呆在了老家的村子里。早上6点，他会准时醒来，这是在监狱里养成的生物钟。他躺了一会儿，村里人赶着一大群鸭子从屋旁经过，“嘎嘎嘎”的声音，由远到近再远。起床后，他要带着奶奶去七公里远的镇上，小巴车绕着山路要开二十几分钟，这是他每天仅有的一次出门。

他换了手机号，除了家人，只告诉了少数几个亲戚。

两个同学找亲戚联系到他，约他去县里散散心。见面时他们说了句，“回来就好，”没有追问，他感到不自在，“在农村，一点事都会传得很开，”听他们聊到在武汉的工作，“他们也读了这个专业，出海一趟就回来做其他工作，赚了钱，买了房，我却这么拖累家里。”他皱起眉说。

他的妈妈没向他提起，这一年里小镇上传出的流言，“你儿子没贩毒怎么会被抓起来”，家人听到“气得要死”，爸爸以前便听不得孩子生病、受苦，一说起就掉泪，“我们相信孩子没有做犯法的事情。”

他发现自己说话变得不利索，找工作介绍自己时，大脑一片空白，说话结结巴巴，他担心对方问起这一年做了什么，他不知道怎么解释。面试时却不能避开这个问题，他不敢抬头，目光躲闪，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没说出口。

他去朋友的装修公司工作了半年，朋友需要做什么就会喊他，尽管对装修一窍不通，他只能做些打杂的事情。

他跟着爸爸去附近干了几天泥瓦匠，砌砖的活儿他看爸爸做了很多年，他上手发现，砖很沉，满手的泥浆，干了一阵儿就磨得双手都是水泡。他伸出手，盯着手心的茧子，轻声说，“太累了，他们白天干活，晚上还加班，为了早点把打官司欠的债还完。”

2018年年初，他和相恋多年的林娟结婚了，同一年，儿子出生。在卧室墙上，挂满了他和林娟的结婚照，一张儿子萌萌的大头照则挤在两张结婚照中间。

说起妻子、儿子，饶小虎脸上挂着笑容，“经常逗孩子说话，”只要在家，洗尿布、冲牛奶、抱孩子玩都抢着干，他的话也慢慢多起来，他很少再失眠，“很少会想起以前的事情”。

比起饶小虎，白明宇的适应期短得多，他在家休息了一两个月，在妻子的指导下学会了手机的新功能，学会在县城的商店用手机支付。“刚回来感觉自己很没用，一无是处，努力让自己有点用。”他拾起了常年在国外跑船学习的英语，想在县城找个工作，“再也不想去跑船，特别是国外太危险了。”

白明宇是上海远洋对外劳务有限公司从河南招募，在上海海事大学学习“轮机管理”的委培生，在船上负责辅助机械维修等。他微信头像是一张在上海海事大学门口拍的照片，知情的人有时会问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傻，相信别人，不去检查那两个箱子?”他不以为然，“毒品离我的生活太远了，我现在自责，但我当时不可能识破那个圈套。”

索赔 谋生

饶小虎回国后，上海远洋对外劳务有限公司给了他一千元抚恤金，“当时说是对困难员工的一点帮助”。

饶小虎和白明宇认为，泰国政府应该公开道歉，“给我们恢复名誉”，并给予经济赔偿。

泰国大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史大佗律师分析，此案获得泰国政府赔偿的可能性很小，“判决书上写的是经过审核证据后驳回起诉，不是说不构成犯罪。”

他们也向台湾船东提出了索赔的问题。

上海远洋对外劳务有限公司负责此事的梁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已经将两人的材料提交给船东台湾阳明海运，目前并未收到正式的书面结果。他认为，白明宇的索赔申请是有争议的，“他属于私自携带东西，公司有相关处理规定。”而饶小虎的索赔申请需要一个过程，“只能说尽快。”

2019年8月20日，台湾阳明海运公关部林女士回应新京报记者称，“这两个船员的确在我们船上面工作，我们正与本公司法务单位和船员管理单位做进一步的讨论评估。”

饶小虎和白明宇依然在等索赔结果，但这并不是他们现在生活的重心，他们都有了新工作。

白明宇在家乡县城里的一家机械厂做销售，工资只有跑船的三分之一，他骑着电动车上下班，每天能见到家人。

饶小虎在孩子出生第16天，联系上四年前工作的货船船东，当天晚上就出发去盐城上船，妻子林娟大哭了一场，“他在泰国船上出事，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打官司欠了十几万，孩子出生开销大，我们不可能让他去。”

饶小虎夏天爱穿白色T恤，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陪着家人散步时，村里人问他，“去外面做什么工作?”他会岔开话题，“有时说出门打工，不想和人说还在跑船。”

这条货船跑国内几个港口，从盐城到上海，虽然在国内，但也总是好几个月不能着家，他在手机里新存了一家人的照片，没事就翻翻。

他第一次休假回家时，孩子都半岁了，再出去后，“孩子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了，那一刻只想抱着他。”

他当上了货船驾驶员。船漂在海上，风浪不时击打船舱，带来剧烈的晃动感，海上的时间单调且漫长，不当班时，他会绕着甲板走来走去，遇到有信号的地方就打给家人，经常一天打几个电话，每天数着回家倒计时。

直到船靠岸，他踩在地面上，心里才是真切的踏实感，那一刻他总想，等还完债，就在家附近找份工作，再也不出海了。

(白明宇、林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