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和中国都是具有诗性的国家

“如果没有学法语，没有接触法语诗歌，那么我的诗观、我这个人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诗人、翻译家树才说他的志向本来是学习中文，学法语纯属偶然，但正是这个“偶然”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事业和生活。

　　“法国和中国都是具有诗性的国家”

　　树才2008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骑士”勋章。“很多人在得知我获得这个勋章之后，以为我是搞教育的。”树才说道。事实上，获得这个荣誉与树才对中法诗歌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有关。从2004年起，树才与法国驻华使馆合作将法国“诗人的春天”系列诗歌活动移植到中国，“他们这是鼓励我把这个活动做下去，继续翻译法国诗歌。”在诗歌翻译方面，树才大学时代开始做起，做得越来越深入。勒韦尔迪、勒内·夏尔、博纳富瓦等法国重要诗人，他都译出了他们的诗选集。有时，他也去各所大学做讲座，讲授法语诗歌的汉译以及整个翻译学理论思考。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授予我这个勋章，他们说因为我懂法语。”这个答案在中国人看来或许“很法国”。但在一个长期翻译法语诗歌并研究法国文化的人看来，法国和法语思维是另一副模样。

 

　　曾经做过外交官，后来写诗、译诗、做诗歌翻译和研究，这些经历在树才身上留下了印记，但或许都没有语言留下的印记更加深刻。“法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他慢悠悠的语调让人不禁琢磨，这更多是源自他中国南方的血统还是法语的浸润。“法语的语音系统让人不能太着急，每个单词的重音都自然落在一个元音上，像流经巴黎的塞纳河，一个个语音组成波浪般优美起伏的语言。”

 

　　在法语中，没有人称代词的句子是不成立的，从中也可看出这个民族的个性和主体意识之强。“我曾经问一个法国诗人朋友，‘举头望明月’这个句子能不能直接用动词开头，他说不行，那会很糟糕。但在汉语古典诗歌中，人称几乎是不存在的(被有意省略了)，这使得我们的古汉语诗歌非常简洁，但在阅读时又有读者的强烈的代入感。”

 

　　树才说，法语让他变得更擅于分析，一层一层地讲出道理，“法语是一种合同语言，表意清晰。一个法语词汇，你不能随意改变它的内涵和外延，这门语言更适合说服人，而感性程度和形象表现力却不如汉语。”

 

　　那么，法国人知道中国人觉得他们浪漫吗？“他们知道，而且觉得这是一种高看，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浪漫。”树才笑道。“法国人的感性基于他们对情感的尊重，而不是用一种道德的眼光。关于爱情，中国人也有很多疯狂的例子，但对法国这个民族来说，他们对情感的认知是有共识的，他们尊重所有原生的无法预知的情感，没有一个道德的绝对指向。他们遵循了中国古人早就说过的那句‘情不知所起’，不会从道德出发去责怪一份情感的发生。”

 

　　树才继而又从诗歌的角度，阐述了爱情这个永恒的词在中法两种文化中的不同蕴含。“法国人对爱情的这种态度，往前追溯或许是因为他们经历过中世纪行吟诗人的骑士爱情。即将奔赴战场的骑士与贵族夫人的爱情慢慢演变成一种理想化的产物。”在树才看来，中国古人似乎不那么擅长处理爱情诗，“在《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非常含蓄的。说中国古人克制，这有点太克制了！中国诗词倒是特别看重友谊，诗人之间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他们经常互相赠诗。”树才笑着说。“而在词中，爱情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怨，正如词坛大家叶嘉莹所说的，词中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幽怨和伤感。中国古诗中友情比爱情更突出，这与法国截然不同。”

 

　　即使如此，树才认为如果在欧洲选一个与中国更接近的国家，那一定是法国。“法国和中国有着天然的接近性，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具有诗性的，有在现实之上建立诗意的愿望。”树才说，法国人的诗性在于成为自己，而中国人的诗性在于天人合一。“跨语种的经验也提醒了我，中法文化两边的多样性。”

 

　　中法文学的“时差”越来越小

 

　　树才指出，当代中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和诗歌交流的规模和深度，也远远超出欧洲其它国家。“我和秦海鹰教授主编的法国20世纪诗歌这样的诗歌译丛，在其它语言中是没有的。而法方出版社对可信任的中国译者在版权方面是非常开放的，这也体现出他们向中国推介法国文学的一种积极态度。”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2021年初，中法仍然举办了两场“诗人的春天”视频活动。“我认为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走得更加前沿一些。此前中国与欧洲的诗歌互相译介总是滞后的，时差有40到50年左右，而现在中法文学在逐渐贴近，双方当代诗人之间作品的互译越来越多。，双方举办的各种诗歌节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树才看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诗歌翻译人才的培养要跟上。

 

　　“我们现在都在谈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依然是与翻译相关的话题，应该是双向的，你不把对方好的东西引进来，又怎么让对方认识你，认定你有好的东西呢？”树才认为，让文化走出去的翻译者应该是接受国的汉学家、作家、诗人，这样才能译出有品质的文本。“中国人不能安排自己的东西走出去。比如，我从来不翻译自己的作品，因为那不是我的母语。但我自己会看译稿，我的法文诗集是请我的一位法国诗人朋友定稿，我对他说，‘你就大胆运用你写诗的能力’，他只简单变动了几个动词和节奏，地道的法语语感和诗感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应该主动发现那些优秀的当地译者。”

 

　　树才介绍，相比于中国当代诗歌，西方从很早就开始译介中国古典诗歌。但也正因如此，西方对中国古诗的强烈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中国当代诗人造成了一种困扰。“他们一旦接受了中国古诗的系统和形式，对中国现代诗散文化的这种东西便兴趣不大。但随着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进展，西方人也能识别出那些好的作品。”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诗歌在消费时代的退潮和边缘化。“越早进入现代性的国家，诗歌处境越困难，因为他们更早进入消费时代。像诗歌这样的精神产品给人带来的思索是另一番劳作，很难被消费。”而树才认为，中国的诗歌仍然是社会文化中的一根敏感神经，中国诗歌和译诗现在仍然拥有很多读者。“很多人虽然不写诗，但仍然高看诗歌。”

 

　　诗歌是人类童年的记忆，诗歌的现状表明人类正在和童年告别。而坚持写诗、译诗的树才，如今的工作中也加入更多与孩子打交道的部分，“我在法国和中国都教过孩子们写诗。孩子是天然会写诗的，但这种天生的语言能力，会随着语文教育逐渐退化。成年人应该重新向孩子学习。”，树才还翻译了一版《小王子》，广受市场欢迎。“我当时已经开始和孩子打交道，所以我知道孩子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很多前辈把这部书当作经典来翻译，而我是把它当作童话来译，决心让孩子们都能看懂。”

 

　　从译介法语诗歌、举办中法诗歌活动到翻译给孩子们看的童话，树才坚持做这些“与诗有关的”事情，也坚持着自己的理念，“翻译始终是在满足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抛弃外语是不自信的表现。”正如树才所说，“在翻译里，时间的维度崩塌了”，他的意思是，一切翻译都指向当代(此时此刻)，经过翻译之后，古代和现代的时间差别变得模糊了，现代人翻译的古诗具有某种现代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在翻译里空间的维度将被重塑，这些被打通的空间，让中国和外界有更多建立信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