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急救门当事人：希望深圳把急救改革推到最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南航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引发了社会对院前急救体系的激烈争议。文章当事人辽宁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采访部主任张洋，2015年11月9日在南航乘机期间突发腹内疝并急性肠梗阻，飞机落地后空乘与救护人员无人愿意搀扶。，刘洋只能自己忍着剧痛爬下飞机，此事令大众深感唏嘘。

　　1月9日上午，张洋应邀来到深圳参加《深圳经济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下称《急救条例》）立法辩论赛，披露了不为人知的生死细节。张洋希望，各地能够效仿深圳，对院前急救体系进行详细修订。

　　通过女粉丝求助大V获救

　　此前的报道显示，张洋从首都机场转院后，北京999急救车以朝阳、协和挂不上号为由，将其送往999急救中心（全名北京市会紧急救援中心）。后来，微博名人“烧伤超人阿宝”赶到999急救中心，才将张洋转送至北大人民医院接受救治。

　　其实，在此之前，张洋虽然跟“烧伤超人阿宝”在微博上认识，实际上并没有对方的电话。张洋在周六的辩论赛现场透露，“烧伤超人阿宝”之所以能够及时赶来相助，依靠的是两人微博上一名共同的女粉丝。

　　张洋称，事发后飞机落地时他在自己非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描述了一下身体症状，引起了粉丝中群体的关注。很多人在微博上提出了建议，张洋当时已经自顾不暇，联系不上了。

　　“这时候我和阿宝的一个共同粉丝出现了，她是佛山的一位女士，这个人很有趣也很厉害，她只有两三百个粉丝，但认识各种大V，既有阿宝的电话，又有我的电话。”张洋说，她看到我的微博之后非常关心我，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我接了一次后说“不说了，疼死了，救命哪！”

　　“她一听很着急，于是给阿宝打电话，当时阿宝正在做手术，手机没有听，她又给阿宝的老婆打电话，通过阿宝的老婆联系上阿宝所在医院的手术室，这才联系上了阿宝。”张洋说，“阿宝拿到我的电话之后，开始联系不上我，于是通过熟人给999急救中心打电话查询到我，在电话里告诉999急救中心说立刻给我转院，999急救中心这才同意。”通过阿宝的帮助，张洋在北大医院顺利做了手术，被切掉了0 ．8米长的小肠，赶在肠道穿孔前获救。

　　“没这么幸运怎么办？”

　　“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这里面的细节呢？我就是想问一句，一般人会有我这么幸运吗？”张洋站在台上向观众发问，“不会，对吧？正因为如此，我的这个经历其实要给院前急救改革带来一个启迪、敲响一个警钟，就是如果你们没有这么幸运的话，你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做？”

　　张洋表示，他在此前的报道中没有讲关于急救过程的细节经历，是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事件的主体，如果说出来可能会混淆一些事实。现在，随着南航公司、首都机场医院以及999急救中心先后向他道歉，并出台系列改进措施，张洋个人的遭际已经得到了一个相对合理满意的回应。，作为一名以深度报道与监督报道见长的记者，他对于院前急救体系的关切却还没有结束。

　　“来深圳之前我非常感慨，”张洋称，“我希望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最发达、改革意识最强的城市，能真正地把院前急救改革推到最快的位置、最先进的位置，能够为全国医疗急救改革做出一个表率，让那些没有我这么幸运的人也能够获得生命的希望，这就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律师激辩

　　紧急救护造成损害应不应当担责？

　　担责方

　　盲目救护或第二次伤害

　　如果是因为紧急避险使用的救护措施不当，或者是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有损害就有赔偿，这也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如果说我们因为他人以爱之名义的错误盲目救护而丧失甚至丧失生命的话，那么这个对被救护人来讲是不公平的。

　　如果我们盲目错误地进行救护，那势必会造成被救护者第二次损害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让错误损害担责的观念深入人心，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救护者在施救的过程中进行合理的注意义务，从而达到救护的真正目的。只有在错误救护担责的情况之下，才更能够推动全国普及紧急救护的进程。

　　免责方

　　好人赔偿凸显道德滑坡

　　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等等这些好心人办好事，反被诬告要赔偿的案件一桩桩上演，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当善意有了“成本”，越来越多人倾向于选择避而远之，凸显的是社会道德的滑坡，以及诚信体系的岌岌可危。

　　紧急救护是无因管理，施救者并没有救助的义务，而且它是免费的、无偿的；反观被救者来说，他是受益者。从公平的角度，我们应该予以鼓励、予以支持，哪怕他有过失，哪怕给被救人造成损失，我们都应该予以谅解、予以包容，从而让施救人更加大胆地施救。

　　紧急救护造成损伤不应该担责并不是无视损害结果的补偿。损害发生可以通过政府义务承担，或者转向商业保险，或者在社会上成立专门的基金给予解决，由此鼓励人们与人为善，敢于救人。

　　对话张洋

　　“我就像是砸到牛顿脑袋的那个苹果”

　　南都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怎样，生活是否受到了影响？

　　张洋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身体已经恢复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吃得比以前少了，这段时间压力过大，睡眠质量也不好，对个人的精力有一些影响。

　　南都对于这一事件目前的处理结果，您是否满意？

　　张洋我个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尤其南航作出了很多改进，开通了红线电话，建立了紧急联系人与临时负责人制度，也给空乘人员进行了一些授权，使他们能够事急用权，这些都很好。从我个人投诉的角度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也没有打算要去起诉，因为起诉的结果也无非就是道歉与赔偿。

　　南都在整个事件中，您一直表现得很克制很宽容，很多人对此不太理解。

　　张洋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维权，也没有料到文章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当了12年记者，接触的维权案例少说也有上千，我非常清楚什么样的维权是适度的，什么是死胡同。我从不转发那些支持我言辞过于激烈的文章，我也不想去公布当事的空姐、急救车人员以及的姓名，因为这是集体的责任，不能归到个人上去，而个人的隐私是需要受到保护的。我也不赞同要去摧毁999急救体系，毕竟它现在承担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一定要给它改进的机会与空间。我就像是砸到牛顿脑袋的那个苹果，只是一个触发点，至于究竟要如何来改善这个体系，那是牛顿需要思考的事情。

　　专家说法

　　深圳市社会科政法研究所所长李明晖“道德问题法律化，一定要把握好尺寸”

　　类似于我们的“好人法”，在西方叫《好撒玛利亚人法》，即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在不同国家内容上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比如美国和加拿大规定，普通的公民没有无偿救助义务，而且还对无偿救助作出限制，在被救助人意识是清醒的情况下，必须征得被救助人同意才能进行施救，如果被救助人是未成年人，还必须征得监护人同意才能进行施救。对于公众的无偿救助，免责的范围主要是针对持有急救证的人，一般人实际上他并不主张进行救助，医护人员的救助也是不免责的，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欧洲也有“好人法”，而且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看到遇到紧急情况如果不进行救援，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这种强制救助要求的是，遇到紧急情况你要打电话给救援机构，然后待在那里等救援人员到达才能离开，并不一定是亲自进行施救。所以我们在考察别人制度的时候，也要看见很细的方面。特别在推动急救员制度方面，像德国规定每个人取得驾照之前要先取得急救员证，这样就可以推广急救人员的学习培训范围。

　　陌生人救助是世界性难题，我觉得在道德问题法律化的这个问题上，需要很慎重，一定要把握好它的尺寸。信息,网,护士网,条件,培训,,道德规范的运作成本是最低的，它依靠的是内心自觉，一旦上升到法律，它需要有保障措施，运行成本就会很高。如果动用行政手段，运作成本会更高。，道德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保留在道德；道德保障不了的，我们再上升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