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首诊应有强制政策
曾任北京市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的邓小虹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2012年退休后，她在家门口的方庄社区服务中心悄然当起了“签约家庭”。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有3名来电咨询，这是邓小虹之前没有想到的。
与此，北京从2010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行的“家庭式服务”也遭遇尴尬，官方曾计划三年之内实现普及。截至今年11月底，全市社区服务机构“家庭式服务”累计签约户仅为359万户、累计签约人数740万，与普及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之困？京华时报记者日前就此独家专访了邓小虹。
签约以来只接了3个电话
京华时报您是怎么想到去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家庭医生”的?
邓小虹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全国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北京家庭医生式服务的首批试点单位。有一次参加活动，听院长介绍他们中心的服务，我觉得在家门口当个医生也不错，2012年退休后就将医疗关系转到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跟方庄的院长说，不要把我的照片贴在，告诉大家我们社区来了个妇产科专家，招呼大家来看病。如果是这样，仅仅是大的“门诊搬家”，不符合社区医疗服务的本质。
京华时报一共有多少居民与您签约?
邓小虹我们对在方庄建立档案的女性居民进行了短信通知，告诉她们将举办知识讲座。当时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留有电话信息的女性居民有8000多人，经过两轮通知，只有30多人来到现场听了讲座。在现场，医院对我做了介绍，然后我做了一个讲座，听讲座的女性居民都和我建立了签约关系。
京华时报签约后的情况呢?
邓小虹前两年，医院给我们“家庭医生”都配备了手机，一年多过去了，我留下的手机号仅仅接到过3个签约的来电。
第一个30多岁，怀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了。她找我咨询，希望能生一个的宝宝。我为她检查时，发现她有妊娠糖尿病，这种情况往往会生巨大儿，婴儿虽然身体巨大，器官却是衰弱的，我针对她的情况做了孕前和孕期注意事项的指导。
第二个患者做完“两癌”筛查发现其中一项数据有些异常，可是大医院的医生没有时间给她详细解释，让她心里有些不踏实，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去做复查。我看了她的病历，发现就是有些炎症，不是癌，我给患者详细解释病理报告，她才放心下来。
第3个患者是一名高三女生，为了避免高考撞上生理期，打电话向我寻求帮助。
这三位签约患者的诉求，正体现了家庭医生式服务的主旨，是一种全方位的健康保障，而不仅仅是生病以后去医院看病。一年多时间只问诊了3个签约居民，反映的不仅仅是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推行之难，更显现出社区卫生服务的尴尬处境。
两级医疗是效能最好模式
京华时报据您了解，比较成熟的家庭医生服务是怎样的?
邓小虹我曾经在丹麦、日本各一年，这两个国家实行的都是两级医疗构架，这也是服务成本最低、效能最好的一种模式。
比如我在丹麦，尽管我在那里只待了一年，仍然可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家庭医生服务。这个医生可以自己选择，也可以政府配备。我在当地办理居住证时，便拿到了我的家庭医生的姓名、地址和电话。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先给这个家庭医生打电话，他所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如果需要吃药，家庭医生会开具处方，我凭处方可以自费到药店买药。如果需要住院，他就会帮你预约去大医院住院。
京华时报这么说来，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核心是什么?
邓小虹我认为社区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和他所负责的居民建立签约关系，为他们保障健康。以我的妇产科为例，如果作为家庭医生，就需要贯穿一名女性的一生。从她的青春期性教育开始，到结婚前的咨询和检查，避孕时的计划生育指导，怀孕时的指导和孕期检查。等她去大医院生完孩子，还可以继续为她做产后的随访，包括更年期的指导、宫颈癌乳腺癌的筛查、老年保健等等。，才是一些妇产科疾病的就医问题。
让患者选择医院是个错误
京华时报您刚才说到，家庭医生式服务推行的难题，从根本上说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难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邓小虹我们正努力将三级医疗服务体系转变为由区域医疗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的两级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但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形成体系，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在建立新的医疗服务体系时，我们提出让患者自己选择医院，选择医生，这是非常错误的。
一个再小的病，对于完全不懂医的人来说，都是大事儿，都希望能够找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得到最好的治疗，这就造成无序就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难以成为就医首选，就会造成部分社区卫生服务资源的浪费。虽然政府部门努力建好了医院，配好了队伍，但这支队伍始终不稳定。
另一个方面，对于大医院而言，原本应该主攻急难重症的治疗，如今医院都被推向市场，财政支持从过去的全额拨款改为如今的部分投入，让大医院不得不更多依赖医疗收入，使得有些医院开始什么赚钱干什么，他们的“触角”无处不在，普通门诊、特需服务、健康体检、医疗整形美容等等，都在做。大医院做得越大，社区医院的病人就会越少。
京华时报作为医学专家，曾经的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您对未来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有何建议?
邓小虹我认为，不能仅仅“吸引”居民到社区首诊，而是应该有强制政策。除了急诊，其他所有的医疗服务需求，首诊都应该在社区，这样社区医生才有病人可看。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只有看的病人越多，医生的经验才会越丰富，水平才会有提升。
，社区医生的待遇也亟须提高。在发达国家，医生、律师都是高收入群体。据我了解，2013年，北京各区县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总额为8.12万元/年，三级医院人均收入水平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两到三倍。我从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的确有些医务人员因为收入问题不能安心在社区工作。2010年他们招了一名博士，工作3年后提出辞职，原因就是收入不能满足房租等日常生活开支，生活压力过大。
这几年的数据能够看出来，社区医院的门诊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社区医生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缺少激励机制。
没事干、没钱赚，这就让我们盖了很好的医院，却没人去。又让市民认为社区医院没有好医生，所以不愿意去。
□延伸阅读
超700万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和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各地要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
其实早在2010年，北京便在全国率先推出“家庭医生式服务”，并曾计划在2012年将其普及。截至今年11月底，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累计签约户为359万户，累计签约人数为740万，与普及目标差距较大。
这一新政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居民可自愿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式服务团队，签约后可以直接找签约医生预约就诊。就医时，居民将被定向分诊到签约医生处，享受一对一的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
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主任刘钢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官方思路有所转变，已明确提出不再使用签约率作为考核指标，而是努力把这一服务做真、做实。
刘钢所说的做真、做实，除了明确不再以签约率作为指标以外，更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数字上。今年6月，市卫计委发布的数据称，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累计签约户为428.5万户，累计签约人数为924.5万。而按照今年最新的数据，签约数有明显下降。他表示，下降原因之一是打回了一些不符合标准的签约。
刘钢坦言，在推行之初，也出现了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不理解的声音。大力推进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实际上是改革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的措施。
他介绍，2006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多是由区县的一级医院转型而来，虽然名称变了，但目前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整体服务模式、服务流程、服务内涵仍然沿用原来一级医院坐堂行医的服务模式，医疗服务内涵同大医院基本相同，患者自愿来就诊，全科医生诊断、开药、复诊。
“全科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很多社区医生需从原来的专科转到现在的全科，是一个观念的转变、体系的形成过程，信息,网,护士网,条件,培训,,让他们意识到社区医疗机构的定位和工作方向，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刘钢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还面临着工资低、晋升难、压力大、条件苦的问题，更增加了社区医疗机构发展的难度。
刘钢表示，只有通过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行业地位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使社区医生引得进、留得住，改善服务模式，才能使居民信任社区医院，家庭医生式服务才会真的普及开来。
□对话人物
邓小虹女，1952年2月生，北京市人，无党派人士。曾任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教授、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年，熟悉医疗卫生和医政管理工作。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