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打工因非劳务签证遭囚24天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闻着泥土的气息，但加川脑子里依然对万里之遥的安哥拉噩梦挥之不去。大洋彼岸24天的囚徒生涯，成了他永生难忘的片段。
去年8月，来自鄂州农村的但加川和7名同乡一起，经人介绍远赴非洲西南角的安哥拉“打洋工”，不料因使用旅游签证，涉嫌非法务工，被当地移民部门扣押。经中国大使馆、鄂州市商务局等多方斡旋，8人终于回到祖国。4日，本报记者再赴鄂州，倾听他们讲述在安哥拉的4个月打工历程以及备受煎熬的24天铁窗生活。
待遇低生活差
罢工失败反遭监控
34岁的但加川是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人，回忆那段经历，他觉得一切都是因为对介绍人太过相信，没想过竟是非法务工。
介绍人吴某是邻村人，以前也是一名建筑工。2008年，吴某开始介绍人到国外打工，有时也随同前往。但加川等人与吴某早就相识，去年听说吴某介绍人到安哥拉打工，就都报了名。
他们与江苏一建筑劳务公司签合，约定工钱一年最低7万元人民币，每月工作28天。“我们都做好了苦干两年的准备，每人都带了两部手机、大量的衣物和常用药。”但加川一脸苦笑说。
去年8月16日，他们到达位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一个工地后，才知道工钱有变。实际按“点工”计算，一天只有178.5元，每月没休息，一个月最多5300元。住的是空调房，但伙食让他们难以适应，早饭一般就是菜汤泡剩饭，中午和晚上也很简单，稍微剩点饭就要罚款。
一次，同乡袁锋焱要求加菜，可对方只给加汤。“我把饭盆放在桌子上抗议，就被罚200元，还在开会时公开批评。”袁锋焱说。
生活的不习惯，让他们产生回国的念头。但去年10月份，江苏的3名工友因待遇等问题与资方产生争议，被中介强行遣送回国。当晚，恼火的中介把工人全部叫到会议大厅，播放拍摄的全部遣送过程，然后强调“像这样的人回国，三四个月的工资一分钱也别想拿到，押金也没了！”
但加川说，吴某也曾计划组织工人罢工，然后找公司谈判要求提高待遇，但没得到足够多的支持。反倒是但加川等8名同乡因为支持吴某，成了重点监控对象。“我们主动跟中介公司提出回国，飞机票和签证费我们自己出，让他算工资，但公司不理我们。”
出机场上囚车
运动鞋换电话求救
随后，8人一度找到业主中铁十七局等单位反映情况，一位负责人表示安排专人处理。
噩梦在12月1日清晨来临。那天早上6时，睡梦中8人被叫醒“兄弟们快起来，老板答应给你们结账了。”
但加川回忆，8人匆忙来到会议室清账，中介公司一名负责人却带着十几个黑人保安冲进会议室，把他们拖上一辆大巴。
保安把他们身上的手机、押金条、钱包等贵重物品抢走，拿出回国申请，用手抓着他们的手强行签字、按手印。随后，大巴开动驶向机场。
漫长的等待，登机时间已错过。晚上5时许，他们又被带到机场侧门，不远处停着一辆囚车。
8人被押上囚车，驶离机场。“那一刻，我们彻底绝望了。”但加川说。
当地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囚车四周被钢板封死，车内滚烫像烤炉一般。8人极度虚脱中默默流泪，为了活下去，相互死死地拉着手。
到达看守所后，狱警把他们从头到脚搜个遍，然后给每人发一小片面包。一进监室，一群黑人就蜂拥而上抢走他们手中的面包，也有好心的黑人送来一床薄毯让但加川躺下休息。
就这样，他们在看守所艰难地熬过头5个夜晚，想向外求救，却没有任何通讯工具。读过技校的陈伟和黑人用英语简单交流，把自己唯一的贵重物品——一双阿迪达斯的运动鞋，与一名黑人作交换，借来手机打电话。
12月6日，他们向湖北的亲人打通第一个求救电话被关进看守所，赶紧报案。
他们心急如焚等待消息，没有任何洗漱用品，每天吃着难以下哽的硬面包，用自来水泡一小团米饭，晚上就睡在瓷砖上，身上长了虱子。他们陆续拉起肚子，年纪最大的熊有田最为严重，站立不稳，日渐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