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出国打工淘金梦 为致富要容忍辛酸

出国，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在我省一些地方，很多农民早就开始出国打工挣钱人们称之为“打洋工”。，外面的世界不一定都那么精彩，“打洋工”的辛酸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

在沿海地区，“漂洋过海赚大钱”一直是很多人的梦想。如今，这些传说也飘进山坳坳，成为山区农民的新“财富梦”。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年，也是江山市四都镇埠头村村民周方金命运改变的开始。他怀揣的梦想，成为全村走出去出国打工的第一人。

十年沉沉浮浮，不变的是致富的渴望，越来越多的山区农民像周方金一样走上出国打工的道路。

出国打工，只为脱贫致富

“我再也不想出去了。”方水英想了很久，缓慢但又肯定地说道，像是下了很大决心。现年35岁的方水英，也是江山市四都镇埠头村村民。5年前，就是在周方金等同村人出国打工的诱惑下，她决心改变一穷二白的家境，去应聘一家在日本的服装厂。经过笔试、面试，方水英等3人被选中。

“没办法，都是为了这个家。”方水英想方设法劝服老公，忍痛扔下不停哭喊的儿子，独自飞向一海之隔的日本打工。

来到日本名古屋，从未到过大城市的她一下子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坐地铁，不知道怎么购买自助饮料，不知道为什么要靠左行驶，但这一切的茫然，都比不上言语沟通上的不便。

方水英去日本前已在上海接受两个月的语言培训，但对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来说，显然远远不够。因言语不通，工作进度极其缓慢。“晚上10点多下班后，我都会坚持背一篇课文，再听一会儿收音机。”为了尽快学会日语，出国打工第一年，方水英几乎每天都只睡四五个小时。

“我们从农村出来，苦惯了，这些不算什么。”方水英顿了顿说，“最受不了的还是想儿子。”有时候，她听到收音机里有人喊“妈妈”，她的视线就开始模糊，泪珠禁不住一滴滴滚落下来。

可是，与日方服装厂签订的合同规定必须做满3年后才能回家。后来，因公公病危，方水英曾回国一次，但也只有4天的假，光在路上就花去了两天。看到儿子的那一刻，方水英觉得像是做梦，她兴奋地跑过去拥抱，谁知8岁的儿子却躲到爸爸后面，惊恐地看着她。

国外的工作没日没夜，对家的思念无穷无尽。尽管如此，此后几年，方水英还是咬咬牙，一次次打消回国的念头。“要过好日子，总要吃点苦。”她掰着指头说，“如果我在国内打工，就算一分钱都不花，每年也就三四万元钱，但在国外一年就能攒下七八万元，足够装修房子了。”

2009年，方水英揣着从日本带回来的20万元人民币，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家楼房装修一新。但如今，她再也不想出去了，理由同样很简单钱不要多，够孩子读书就好了。

有苦有甜，人生无形改变

在我省衢州、丽水等山区，像方水英这样为改变家境而出国打工的农民，为数不少。

方水英所在的埠头村是一个总人口只有1383人的小村落，现在却有40多个人远赴新加坡、日本、阿尔及利亚等国打工，是全村在外务工人员数量的一半。每到岁末，村口总会围着从不同国家打工归来的农民，彼此交流收入情况、异乡风俗等，俨然成了小小的联合国交流会。在有侨乡之称的青田，有23万人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该县人口近一半。

不过，出国打工的经历，总是混杂着挣钱的喜悦和背井离乡的艰辛回忆。

在60摄氏度高温下露天作业，经常加班加点，忍受风沙袭击，想老婆孩子，唯一的娱乐活动是看中文国际频道……在阿尔及利亚做建筑工人的江山人吴庆荣自嘲“打洋工”就是“劳改”。“在那儿的两年，我是掰着指头过日子，实在很辛苦，也很无聊。”吴庆荣说，“出国了才知道，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家的狗窝。”

江山人周小王在日本九州一家机械厂打工，上个月刚回来。3年的出国打工生涯中，使23岁的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不能谈恋爱”这一合同条款。

“一旦发现谈恋爱就会被遣送回国。开始以为3年时间挺短，不谈就不谈，但在异乡真的很空虚。”他有两个同事，就因谈恋爱被发现，公司要将他们遣送回国，他们跳窗逃走，结果两人的腿都摔断了。“这种规定真没有人性。”周小王说。

但周边的人发现，周小王出国回来后，行为举止有了很多变化。就如采访中，手机响起的时候，他会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一边走到门外去接；离开会议室时，他会把桌上的水杯一只只收好，将椅子移到桌子底下……“在国外，人人都是这样，我习惯了，没想到村民都夸我真懂礼貌。”周小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打洋工”，也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轨迹。兰溪姑娘陈小美曾到日本名古屋一家服装厂做纺织女工，从日本回来后，因为懂日语，如今她已成为一家外资企业的白领；青田小伙顾青在葡萄牙学会了一手好厨艺，如今在青田老家开起一家葡萄牙风味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