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在日本劳务中国人家庭的签证悲欢曲
入国管理局对于在日华人来说是一个有可能改变身份的地方。尽管这样的历史正在悄然地退出舞台，但这样“一张签证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历史留下的悲欢离合，依然在演绎着这出历史活报剧的尾声。
10月3日，圆月中秋。日本奈良县的中国姐妹焦春柳与焦春阳还在过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她们只能够给远在中国黑龙江的父母和妹妹打电话，传递着心中的牵挂，还有渴望团圆的情感。
历史总会留下一些负遗产的。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孤儿”，也可以叫做“弃儿”。是胸怀博大的中国人收养了他们，艰辛地抚育他们成人。这样，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后，出现了一个在华日本人残留孤儿返回日本的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日本人把他们称为“残留孤儿”，中国人把他们称为“战争孤儿”，不要忽视这个称呼上的差别，其间映射出来的历史认识差距、情感体悟差距都是深厚而沉重的。
这些“战争孤儿”大多在当地和中国人结婚了。当他们的“日本人”身份被确定并决定返回日本的时候，几乎都要带上自己的家属亲戚。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曾经做出过这样的统计，一个“孤儿”回到日本，要带进日本20个亲属。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那个“一张签证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历史背景下，不免出现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的情景，不免出现“花钱请派出所盖一个章就成为日本人”的事情。
时光回溯到1997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海画了一个圈”。，在冰封北国的黑龙江，依然料峭寒冷。这对中国姐妹的妈妈上下运作，声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孤儿的第四个女儿，说已经去世的母亲出身日本长崎县。在那个时代，只要从家中找出一个日本军用水壶、或者一个小药箱等，就可以“证明”自己是日本人的后代。结果，她成功了，带着丈夫和两个女儿以日本人后代的身份“回”到日本。1998年，她在日本生下了第三个女儿。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2002年，一场“内耗”带来“打假”，有人把他们告发了。日本大阪入国管理局经过调查，认定他们“与日本人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于是做出了取消一家人居留资格的决定，并且在2003年9月勒令他们全家离境。当年12月，他们在当地日本市民团体以及律师的支持下，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取消这项行政命令。一审败诉，二审仍然是败诉，2006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三审也就是终审裁定，他们仍然是败诉。
几经交涉，几经斗争，因为这对中国姐妹在日本就学多年，“生活的基盘已经在日本”，大阪入国管理局终于在其父母和妹妹回国的前提下，同意以“临时保释”的形式让她们在日本继续读书，但必须每月到入管局报到一次，结束学业期间不许离开日本回国。这样，这对中国姐妹的父母和妹妹（当时7岁）在2006年6月回国，他们一家从此过上了天各一方的生活。
今年4月，这对中国姊妹花中的姐姐（21岁）考入了日本帝塚山大学，妹妹（19岁）考入了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她们迎着灿烂盛开的樱花走进校门，其内心则犹如缤纷的落樱有些低沉，因为她们只能把这个喜讯用电话告诉父母，无法和他们相见，无法和他们团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东坡近千年前的感叹今天终于在这对中国姐妹身上成为现实。10月9日，日本法务大臣千叶景子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料之外的举动，决定给这对中国姐妹发放居留特别许可签证！这不仅意味着她们可以在日本安心地读书，还意味着她们可以回国看望自己日夜想念的父母！
分析人士指出，外国人在日本法院三审败诉以后还能够从日本法务大臣那里获得居留许可签证，这种事例在日本实属罕见。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民主党新政权不同以往自民党政权的一种重视在日外国人人权的新姿。
这里，应该对日本新任法务大臣千叶景子多说两句。这位1948年出生的被称为“左翼人权派”的法务大臣，历来反对死刑，希望推动日本国内对于取消死刑的讨论。至少，她在任期间，日本死刑将形同被废。她还希望推动一个对于很多日本女性来说颇为贴心的项目——允许夫妻拥有不同的姓氏，与目前日本女性婚后冠以夫姓的传统分道扬镳。，她对华友好，多次参加在日华人的文化活动。
获得变更签证的涂辉女士和女儿唐一丹、儿子唐扬东。
还值得提及的是此前的10月7日，日本大阪入国管理局改变决定，给申请更换签证在留资格的中国涂辉女士（44岁）和她的儿子唐扬东（17岁）、女儿唐一丹（8岁）发放为期一年的“定住”签证。对于已经在日本生活了10多年的涂辉女士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佳音。
涂辉的丈夫1993年到日本留学，其后成为日本一所私立大学的研究人员。1997年9月，涂辉凭“家族滞在”签证进入日本。第二年7月，把儿子接到日本。2001年生下一个女儿。2006年，涂辉的丈夫“下海”，创办了一家食品公司，改为持有“投资·经营”签证。，到了今年8月，涂辉丈夫的公司连续两年赤字，经营恶化，濒临破产，日本不能容下一个“失败”的外国人，她丈夫的签证没有能够更新。这样，随之而来，就是涂辉母子的“家族滞在”签证也不能继续更新了。
涂辉的丈夫在今年9月回到中国，她的儿子在大阪市私立明星高中2年级读书，女儿在生驹市的一所市立小学3年级读书。由于出生在日本，涂辉的女儿已经不能够认读中文了，回到中国生活会遇到许多困难。为此，涂辉向大阪入国管理局提出变更签证的申请。生驹市教育委员会也出具材料，表示“这个孩子愿意继续在该校就学，希望能够给予宽大的许可。”与此，生驹市市长也亲自致信大阪入国管理局，希望给予特别照顾。
如今，两个在日中国人家庭重新有了欢笑。得到日本法务大臣千叶景子发放签证的消息后，焦春柳兴奋地说“我为今后能够在日本安心地读书感到高兴。今年寒假，我一定会去看望我的父母！”得知允许变更签证以后，涂辉高兴地讲“我非常高兴，更要向关心我孩子的老师和日本友人表示感谢。”
我们不应该把这看做是仅仅两个在日中国人家庭的欢笑。当在日中国人正在以百万之势成为日本社会 “第一大外来族群”的时候，这种变化无疑有利于在日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当日本新政权由此显露出改变在日外国人人权状况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日本正在向着真正的“国际化”道路迈进。所有这一切，不但改写着历史，还正在把“一个签证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那页凝聚了多少泪水和辛酸的历史缓缓地掀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