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技能出国劳务有风险 "血汗劳务"值得吗

风险系数高“赌博”色彩浓

2006年5月份，四川40余名农民工在阿联酋务工，因为不适应其高温工作环境和在此环境下的工作工序，与国外雇主发生纠纷，最终由当地政府和外派经营公司共同拿出数十万元解决纠纷。

阿迪克人力资源开发公司项目经理朱绍清介绍说，现在到海外务工的农民工违约率高达10%至20%左右，每年公司都会因对外劳务人员违约而赔付数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他认为，外派劳务应求质不求量，否则一下子地把上百名劳务人员放到国外，难保不闹出纠纷。现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政府相关部门，每年都在不断地下达对外劳务合作人数的任务，普遍是求量不求质。由于结构单一，主体劳务人员素质和劳动技能都较低，我国对外劳务市场隐藏着极大的风险。

韩战军也对记者说，取消履约保证金之后，经营公司怎样约束在海外劳务人员，一直是一个隐患，虽然现在各家经营公司都要求劳务人员购买履约保险，一旦发生违约行为，经营公司就要进行大额赔付。他举例说，2004年，该公司因为其外派到日本的缝纫工违约跑到另一家工厂务工，而被迫赔偿对方100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七万余元。韩战军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对外劳务就像是在一次次赌博，赌对了就赚了，赌错了可能就要倾家荡产。”

对于劳务人员来说，经营公司收取的高额综合服务管理费用是制约他们通过正规渠道走向境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黑龙江省，如果劳务人员想通过正规经营公司到韩国务工，前前后后要花费七万元左右的综合服务费用，于是很多人便想方设法通过偷渡、旅游等非法方式出境务工。

黑龙江省绥棱县上集镇民族村，共有村民517人，其中劳动力300余名，目前全村有103人在韩国务工。据该村村支部书记林国南介绍，在这100多人中，没有几个是通过经营公司赴韩务工的。林国南说，八年前，他第一次赴韩就是偷渡过去的，但没有成功，被韩方遣送回国。一年之后，他又通过旅游的方式到韩国后就“成功隐匿”，在一家工厂务工了四年之久。

黑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局长于秀华认为，这种“打黑工”行为既让务工者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也容易引发外交纠纷。

四川省丹棱县顺龙乡幸福村村民文成全，是2005年5月份到苏丹务工的，根据合同，每个月的收入是4000元。以前，他从未出过国门，仅在广东、陕西、湖南、苏州等地务工，那时一年的纯收入仅8000元左右。文成全的妻子彭群霞对记者说，虽然以前在国内务工收入少一点，但毕竟是在中国，家中有什么事，他就能马上回来，而且也能经常通通电话，现在到了国外，很久才能通一次电话，也不知道他究竟过得怎么样，一想起他，心里总是提心吊胆，担心他会出啥事。“如果不是这两年在国内找工作太难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放心他到国外去务工。”

目前，我国对外劳务仍然是以笨、脏、苦、累的血汗工种为主，结构单一，处于低层次、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尤其是随着国内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产业升级，大量无技术的劳动力面临国内劳务市场需求缩小，也被迫大量向国际劳务市场转移。业内人士提醒说，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中，不仅强化了我国对外劳务结构单一的状况，也使其市场隐藏着严重的经济风险。

外派劳务结构单一 “血汗劳务”成为主流

四川星城对外经济合作公司是商务部审批授予外派劳务经营权的公司，从2002年以来，该公司已经向日本、韩国等地外派了数千人次的劳务总量。已经在该公司工作多年的韩战军向记者介绍说，由于四川是一个农村劳动力资源富余的大省，每年该公司外派劳务人员的90%以上都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

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贾壮苗认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还处于低水平、低层次、低素质的阶段，没有进入劳务输入国家的主体领域。他说，我国对外劳务人员中85%以上所从事的是脏、苦、累、笨的工作，他们总处于被动的市场地位，劳务素质与水平和输入国的需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西部省份如此，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呢？江苏省对外劳务合作规模居于全国前列。据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外经处副处长曾高峰介绍，江苏省的外派劳务人员结构仍然摆脱不了“低水平、低层次，结构单一”的弊病。基本上还是以建筑工、缝纫、纺织等普通劳务为主，而护士、海员及其他高技术劳务外派人数寥寥。

江苏省邳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许士祥对记者分析说，大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已经在沿海发达地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而留守在家急需外出务工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技能较差、素质较低。

根据调查，我国目前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外派劳动力总量的5%。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的产业升级换代，技术工人出现短缺，而普通劳动力需求则大幅削减，一些徒有一身力气的农民工们，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寻求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