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出国劳务（上）

来源新金融观察报

　　1904年6月30日（农历五月十七），2025名中国工人，在天津港登上了洋轮“伊克巴号”，起航前往英国殖民地南非的德兰士瓦(Transvaal)。

　　这是中英两国在这年的5月13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签订《招工章程》后，第一批从天津前往南非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这些梦想着能够到异国他乡工作，令自己脱贫致富的华工们，并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7月31日，“伊克巴号”抵达南非德班港（Durban），走出船舱的华工只有1970人，55人死于途中，葬身大海，永远也看不到天津港上飘扬的黄龙旗了。

　　自此之后，多达63811名华工走进非洲，其中，除了1741人从香港启程之外，其余都是来自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直接从天津港出发的有4137人，从秦皇岛出发的有43258人，从烟台出发的有14675人。

　　天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启了联通国际的一条新渠道。

　　大清国的出国劳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地下"走到"地上"，这至少令这一行业得到了官方的关注，"猪仔"的处境多少与国家的颜面挂上了钩，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猪仔”生意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近半个世纪，英国人就开始偷偷地在华南地区招募中国劳工，到南洋从事重体力劳动。

　　鸦片战争之后，在未经中国许可的情况下，列强加大了私募华工的力度，这种“地下”出国劳务的巨大利润空间，令私募很快就变成欺诈与绑架。这个时期的华工，有一个惯常的称呼“猪仔”。这些“猪仔”签订的劳动合同，形同卖身契，卖身年限甚至长达10年。“猪仔”中有一种，被称为“赊单工”，他们的出国路费是由雇主或中介先垫付“赊账”，从今后的工资中连本带息扣除，这种高利贷往往成为他们长期的枷锁，“赊单工”成为“猪仔”中的“猪仔”。

　　每批“猪仔”出国劳务前，为了要凑人数和等船期，往往要在“猪仔馆”被监禁一段时间，与囚犯无异。而在长达1-3个月，甚至5个月的辗转越洋航程中，他们都如同牲畜般，被禁锢在底舱，死亡率甚至高达50%。

　　大清国的出国劳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地下”走到“地上”，这至少令这一行业得到了官方的关注，“猪仔”的处境多少与国家的颜面挂上了钩，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出国劳务的合法化进程，开始于战争的前期。1857年年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联军成立了临时军政府。联军一边多次公告，谴责和打击非法人口贩卖的行径，另一边则给大清国的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出国劳务合法化。1859年4月6日，在联军军政府的压力下，南海县、番禺县发文，在表示要继续严惩拐卖华工行为的，准许“确系自愿出洋之人”出洋；4月9日，这一政策在更高层面得到推广，广东代理巡抚柏贵宣布“若（华工）实属情甘自愿，自可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新任广东巡抚劳崇光到任后，在10月28日发布告示，准许英国特派招工专员奥斯丁(Austin)设立招工所，自此，出国劳务在广东公开化。

　　这一信息传到北京，中央并不赞同。但此时，英法联军在华北连连得手，咸丰皇帝逃离京城，自顾不暇，对广东这一未经中央批准的“对外开放”政策，也就只好不了了之。

　　战争之后，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正式将出国劳务纳入条约内容

　　“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订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

　　在恭亲王看来，这一城下之盟还是给自己留了余地的将具体的处置权交给了地方督抚，在中央不得不让步的前提下，地方督抚们或许能想方设法阻挠出国劳务。恭亲王在奏折中说“华民出口一节，为害较甚，所幸尚有各省设立限制。”

　　此条果然起到了“狙击”作用，英法两国在招工问题上受到了地方大员的诸多抵制。英法醒悟过来后，不得不重新在北京进行游说施压。，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对此疑惧重重，在1866年3月5日推出了一个包含22个条款的《续订招工章程条约》，对出国劳务、尤其是华工的权益保护方面，做了更多的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其实是通过构建劳工保护的壁垒，继续阻止出国劳务的开展。总理衙门也坦陈，其希望的是“但能少一人出洋，即保全一人性命”。

　　这种态度，不能简单地指责为满清政府对开放的疑惧，而是在长期的“猪仔”贸易中，朝野上下的确看到了出国劳务等于卖猪仔，未见一利而有百害。即便如李鸿章这样的改革健将，在“22条”推出之前，对出国劳务也并不赞同。

　　劳工创汇

　　转机出现在1880年。

　　之前的十多年，大清国与西方的交流日益密切，也向主要国家派驻了使领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