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现务工移民潮 打工者用生命换取富裕生活
据美国《纽约时报》1日报道,由于在家乡几乎找不到工作,尼泊尔的年轻人纷纷选择离开故土。移民潮的规模大到让发展经济学家感到吃惊,而且还在继续增长——仅仅在过去两年间就增加了37%。,出国务工或许也在让这个国家陷入恶性循环推高物价和通胀水平,并伤害国内生产,进而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
从前,在这里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Tribhuvan International Airport)运送灵柩只是一份兼职工作。一个星期也没几单活,不足以让一位灵车司机过上体面的生活。
现在,每天至少有五副灵柩被送到这里——尸体都被塞在包裹着塑料膜的白色箱子里。于是,迪彭德拉·普拉萨德·阿查里雅(Dipendra Prasad Aya)在2009年辞去开卡车的工作,开始全职运送出国务工者的尸体——在尼泊尔,这是为数不多的保持着增长势头的行业。
阿查里雅明白,他的工作是有保障的。每当运送尸体时,他都要绕开大群身形消瘦的尼泊尔年轻男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女人。这些人蜂拥着进入二等出港候机厅,但总有一部分会裹着塑料膜重返故土。
“尸体一直在增多,”他在等待另一副灵柩时表示。“我们免费把死者运回他们的家乡,政府会付给我们报酬。”
尼泊尔的政治和经济都是一团糟。一场持续了10年的毛派叛乱已于2006年结束,但该国政治领导人至今未能就制宪事宜达成一致。这里蕴藏着巨大的水电潜能,电力供应却极端短缺,每天最多只能供电14个小时。制造业连续衰落多年,目前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只有区区6%。贫穷是当地的通病,空气污染令人窒息,卫生数据也很糟糕。
由于在家乡几乎找不到工作,尼泊尔的年轻人纷纷选择离开故土。移民潮的规模大到让发展经济学家感到吃惊,而且还在继续增长——仅仅在过去两年间就增加了37%。
在2014财年,为了到国外找工作,平均每天有1500名尼泊尔人经由正式渠道出国;而在1996年,平均每天只有六人。据信还有更多尼泊尔人经由非正式渠道前往印度,由于边境检查松懈,没人知道确切数字。经济学家和人力资源官员估计,在某些季节,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可能在出国务工。
在全世界至少1000万人口的国家当中,要论出国务工者积聚的财富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没有谁能超过尼泊尔。长期以来,尼泊尔一直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游客们前来这里探访世界最高的山峰。但渐渐地,出国务工的尼泊尔年轻人,回国时也仿佛成了游客。
潮水般涌入的外汇收入,迅速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据官方统计,这部分收入在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25%;据非官方统计,占比40%。乡村里从前只有土坯房,现在已经星星点点地盖起了坚固的砖房。私立学校蓬勃发展。由于丈夫们都出国打工了,妻子们开始更频繁地走出家门,更多地充当家庭决策者的角色,生育的孩子也更少。
“出国回来的人更为守时,”尼泊尔发展研究所(Nep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的社会学家加内什·古隆(Ganesh Gurung)说,“他们也不太会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
除了邻国印度之外,最为热门的出国务工目的地是科威特、马来西亚、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国家的繁重劳动,导致许多人死亡,数字令人不安。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去年的调查显示,在卡塔尔,为了建设2022年世界杯所需的设施,尼泊尔人被当成奴隶般使唤着;而且归国者当中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的比例也比较高。
变化最大的要数达努沙县。这是一个靠近印度边境的农业区,人们的收入很低,出国打工者家庭的比例全国最高。该县的很多土地都种着水稻;直到现在,耕田时最常用手段还是负轭的耕牛。
达努沙县首府贾纳克布尔街道窄仄,恶臭逼人,路面坑坑洼洼,其中一些用碎石垫得很高,仿佛是战地。在首府之外,道路大多是土路,车辆行使的速度很少能超过每小时15英里,人们整天当众便溺。
但希望已经降临达努沙坚固的房屋拔地而起,收音机和电视得到了普及,条件良好的学校也建了起来。这里甚至有了更多的酒吧,从而迎合在国外喜欢上喝酒的那些男人。
穆尼莎·卡顿(Shahida Khatun)住在几个街区之外一栋盖了一半的砖房里。她丈夫本打算在从沙特阿拉伯回国之后,再盖好一半,但却在那里送了命。卡顿有两个儿子,她说其中一个目前在卡塔尔工作,另一个也要过去,正等待签证。
“我为儿子担惊受怕,我很害怕看到他像父亲那样死在异乡,”卡顿说,“但我们需要钱,没有其他办法能挣到钱。”
事实上,在让尼泊尔普遍的贫困得到缓解的,出国打工或许也在让这个国家陷入恶性循环推高物价和通胀水平,并伤害国内生产,进而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进口额猛增,国内经济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却并没有建起多少。发展经济学家们担心,尼泊尔的这条生命线会扼杀该国经济,或许是缓慢发生,或许是突然发生。
“如果海湾地区出点什么事情,影响到这种人口流动,尼泊尔可能就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经济学家昌丹·萨普科塔(Chandan Sapkota)说,“那时候,该国的政策制定者、情报机构,以及政府部门都会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