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新：在日本当劳工九死一生

来源 山东商报 

 
　　在儿女的照料下，老兵张传新的暮年生活平静安详。这样的生活，是他在六十九年前的春天，被掳至日本北海道充当劳工时所不敢想象的。

　　1943年，我参加了我们当地的游击队。当时，到处都有人拉队伍，随便谁都能拉起一支队伍来。

　　我记不清当时的部队叫啥了，只记得最大的官是旅长，叫张景南，营长叫李树伍。

　　队伍的战斗力很差，装备也很差，很多用的都是“章丘造”（章丘当地铁匠仿照缴获的日本武器制造出的枪支，编者注）。腰上缠的武装带里虽然看着鼓鼓囊囊，但除了五发子弹，其他塞的都是削成子弹形状的树棍。

　　因为战斗力、装备都很差，真正和鬼子交火的次数非常有限，大多数时候都是偷袭汉奸、伪军，打得着就打，打不着放上几枪就跑。没办法。

　　1944年农历四月十八，营长李树伍带着二连、七连去小清河上截击经过的日本人的运盐船，之后带着队伍在吕家村宿营。天快亮的时候，日本人和伪军摸了上来，包围了吕家村，等到岗哨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就这样二连、七连一百多号人都被日本鬼子俘虏带到了王家寨。

　　到了王家寨以后，鬼子把部队里当官的都关进一个碉堡里关上门烧死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在王家寨呆了一宿之后，5个人一组用绳子绑着，用车拉着押到了冈福寨。在路上，有一个叫柴唐子（音）的，跳车后跑到了坑洞里，被日本鬼子找出来以后，用刺刀活活捅死了。

　　当天下午三点，日本人用五辆汽车把我们押上汽车送到了张店监狱。监狱外面有一道大铁门地下有轱辘，我们刚一进去，铁门就哗啦啦地关上了。

　　在张店监狱里，我们一共呆了五天，不给东西吃。我们每天只能躺在地上。

　　第六天一早，鬼子才给高粱米饭吃，每个人抓一把塞在嘴里就算完。接着，我们被装上闷罐火车送到了济南“新华院”（日军在山东设立的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集中关押被军法会议判处有期徒刑的被俘、被捕军民，进行奴化教育，强迫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供挑选去东北和日本的劳工，位于济南市官扎营，现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校址，编者注）

　　新华院大门朝东，四周都是电网，门口有一道铁栅栏，外面有日本兵站岗。

　　院里有一个日本鬼子的办公室，院子东边有一间厕所、一排平房。我们100多号人住在一间平房里，没有床铺只能睡在地上。

　　汉奸负责给分高粱米饭，一个人一勺，一天只给两勺。没有水喝，出去喝外面的凉水那些汉奸不但不让，还拿水管激人。

　　在新华院，日本人让我们围着他们的炮弹库挖地沟，前后挖了有十来天。在那里生病的人很多，鬼子就把病号扔到新华院后面的病号房里，不给吃喝一直到死。里面有很多老鼠，个都很大，啃病号、啃死尸。光我知道的我们这伙人就死了二三十个，天天都能看见往外抬死尸。

　　我们在新华院一共呆了十八天，之后便坐着火车到了青岛。临上火车之前，一个人发了一身棉袄棉裤、两床被子。往青岛的途中，有三四个人跳火车跑了，据说有的被摔死了。

　　在青岛呆了六七天之后，我们便被装上开往日本的大货轮，货轮里还装着一些黑胶和大蒜。船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日本大阪。下船后又坐火车到了北海道俱知安的京极村。

　　我们被安排到川口组日铁俱知安矿山里干活，被编成两个中队，我在一中队。每天用轱辘马车沿着铁轨运土。

　　在一起的还有一些朝鲜人，他们是开矿石的。

　　住的是木板房，吃的是土豆皮、荞麦面和大豆面掺和在一起做的饭，一天三顿饭一共只有六七两，根本吃不饱。喝的是河沟里的水。穿的是日本人用碎布头拼凑在一起的棉衣棉裤。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得上山干活。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就在身上、腿上绑上草袋子再上山，不然太冷了受不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把饭送到工地。

　　北海道的雪下得特别大，有时候下得跟房子一样高，我们就挖一个洞钻进去烤火。日本人只让我们吃饭的时候钻进去烤火，其他时候都不让进去。

　　因为吃不饱饭，大家都没力气干活，日本人就拿棍子敲打我们。在那里没有休息的时候，就算是过年也得干活。天寒地冻，加上吃不饱还累，生病的人很多。

　　就算是生病了也得干活，日本人给点药吃，好了就好了，要是不好不能动弹了，日本人就不管了。

　　在北海道，饿、冻、病死的人很多，死了就拉出去火化。光我知道的就死了三四十个人。

　　我本来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北海道也没想过要死，也没想过能活着回来，只是想着能活一天算一天。

　　有个河南的劳工，他家里条件好一些，到了北海道以后根本受不了。他一连几天都坐着睡不着觉，说想要到茅房里吊死算了。

　　我就劝他说不能死，他听了我的，没有上吊。1945年11月，日本鬼子投降我们回到中国的时候，他还拉着我的手哭，说要不是我他就死在日本回不来了。

　　我们是从日本坐船到的塘沽。在塘沽的时候，还遇上了国民党的军队征兵。他们挨个问我们有没有病，有病的不要让走，没病的就得留下当兵。

　　我拿手指头抠破了牙龈，往地上吐了几口血，说自己有肺病，他们才没把我留下当兵。

　　我们从塘沽坐火车到了德州，又雇了马车往家赶，走到禹城的时候还遇到了土匪劫道，抢走了后面几辆车上的毯子和被子。不过，人没事。

　　唉，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妻子听说我被日本人抓走以后，觉得没法过了跳了井。家里只剩下了妹妹和母亲。

　　在日本呆了一年，再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家破人亡了。

　　我后来又重新组织了家庭，儿女们都很孝顺，也算是享福了。

　　（因张传新老人年事已高，记忆力及表述能力下降，文稿部分参考何天义先生主编《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第三卷矿山血泪史》，在此致谢）专题撰稿记者陈学超专题摄影记者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