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拉被抓中国劳工：月入两万

 　报纸上说安哥拉抓扣了300多名中国劳工，到现在还有30多人遭到扣押。身在南国小城的我起先是惊讶，然后是一丝丝的不安和慌张。我想到了一名在安哥拉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老韩。
 
　　老韩其实并不老，今年五十刚挂零。他是我非洲之行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11月1日，一身款式老旧的灰色暗纹西装，言语稍显木讷，老韩成了我飞向约翰内斯堡的邻座。
 
　　这架空客A340客机全部满座，他占了我靠窗的位置，“请问你是想要和我换座位吗？”我的语气中藏着一丝丝不快。老韩怯懦的说，“能换吗？”我假装没听见，硬是把座位又调了过来。
 
　　十五个小时不间断的飞行，老韩和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正装掩饰不了他粗糙的手掌，老汉是去安哥拉出国打工的。他自己却不太喜欢我把他定义为出国务工人员，“我是工程师，是技术员，属于管理人员。”

 
　　我和他的对话从行李开始，“你都带了什么过来”？我问老韩。
 
　　“萝卜干三斤，豆腐乳两斤，花生米和炒大豆各一斤，茶叶和烟，布鞋三双，皮鞋三双，六七件换洗的衣服。”23公斤的行李额已经快用的差不多了，“听说安哥拉卖的东西比中国贵一倍，从家里带更划算些。”
 
　　很多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批评中国借钱给非洲国家，主要是为了让本国建筑集团获利。摊开非洲版图，中国许多国有和私营建筑公司的确在非洲承建了从道路到学校等诸多项目。

　非洲本地的声音也不乐观，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非洲调查记者峰会上，我见到的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记者都在抱怨中国公司“小圈子”文化，他们反感中国企业用本国工人的举动。其中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中国人在非洲赚了钱很少在当地消费。”

 
　　说是去安哥拉出国打工，只上过小学的老韩脑子里其实并知道不是那个什么地方，唯一的概念来自同村的去过安哥拉的工友，“那地方靠海。”
 
　　我问老韩，为什么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要出国打工。他露出朴实的笑，“咱们中国人哪有吃闲饭的传统”。老韩其实隐瞒了来非洲更重要的原因钱。
 
　　每个月将近两万元人民币的工资是他孤身一人来到安哥拉出国务工的原因，在两年的合同期内，没有出现任何意外话费的老韩最多可以拿到四十万元人民币，“公司给我们准备一个卡，每半年把工资打到卡上，这张卡在老家，我老婆管。”
 
　　老韩的确不是大手大脚花钱的人，他想用这笔钱还房贷。在老韩所住的扬州市江都区，普通的住宅价格已经上涨到每平方米6000元人民币，最贵的豪宅可以买到每平方米12000元人民币。老韩算了算，他至少要在非洲工作6年，才能还清全部房贷。
 
　　说起即将在安哥拉出国务工，老韩一脸轻松，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中国西北建筑行当谋生的他有资本这样说。“最开始我在上海做土建工程，后来又跑到甘肃和兰州，电站、民房和医院，什么工程都做过。”
 
　　眼下在非洲，有几十万像老韩这样的中国建筑工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努力赚取报酬，却也不得不承受来自外部的流言蜚语。
 
　　一名津巴布韦的记者告诉我说，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地就有一种谣传，“中国政府把罪犯派到津巴布韦建体育场，因为他们不会付给犯人工资。”很明显，这是典型的伎俩用来抹黑中国。

　　老韩说他那个做电工的儿子必须留在老家，结婚然后生子。而他自己，早就在外面漂泊习惯了，无论是中国西北还是非洲，他单纯的认为自己能够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的很多非洲朋友没有去过中国，更没有到过“老韩”们的家看看，更不知道他们背井离乡到非洲工作的朴素目的。
 
　　等我三个礼拜后从约翰内斯堡回程的时候，我所在的商务舱中没有了“老韩”们的身影。这时的我却有点落寞了。再早一些时间，我在候机厅里真切听到有人用江南口音问旁边的中国乘客“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循声望去，那是一个身着卡其色旧夹克的中年男子，和“老韩”一样，皮肤黝黑又粗糙。
 
　　他背着一个大布包，我又不由自主开始思忖他包袱里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在工地上给老婆捡的一块漂亮的石头？在集市上给儿子买的黑木雕玩具？又或者是给自己买的一条好烟？

 
　　他留下了一座桥、一条路、一座新机场。飞机引擎轰鸣，他注定被这里忘记，就像未曾来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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