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华找工作的经历

 

1993年5月17日，我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从北京起飞，经上海，飞往温哥华。在转机的当儿，第一次准备迈出国门的我，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一心想知道，我将要到达的国家，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当一位久居返程的中年妇女得知我是作为配偶探望在那里读书的LG的时候，摇着头对我说“哎，温哥华工作难找，像你这样的去了，通常都找不到工作，最多在餐厅里打个工”。

 

我听了心里一沉。我不是不愿意做餐厅的工作，，听她那语气，餐厅的工作也都不好找，能找到的都算幸运的。因为，她说，这几年，加拿大经济开始萧条。

 

飞机终于降落，出关的队伍长又长，手续一道又一道。等我在局终于排到了移民官的面前，可能他看我的护照是新护照，看我的签证是唯一的签证，估计他也拿不准我到底英语能听懂多少（因为我是去探亲的，不是去读书的），所以，他特意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跟我说“你，拿的签证是V-1（探亲）签证，，在你进入加拿大境内后，不允许你上学，也不允许你工作，明白么？”

 

虽然，这个我在国内已早有耳闻。听说加拿大的法律规定生不能打工，配偶可以（但需申请工卡）。这一点好像跟美国是相反的。在美国是学生可以打工（不用申请工卡），而配偶不可以。，在当时那种场合，一位穿着制服的移民官员严肃地跟我这么说，还是另我心中顿时倍感压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是带着一种沉闷的，压抑的心情离开的机场。

 

到了温哥华，见到了早已在机场接我的LG。一方面，开心，看到周围的一切都新鲜，高级和现代；但另一方面，又不安，感受到无时无刻不在的焦虑，窘迫和无助。

 

老公带我走出机场，在诺大的停车场，在成千上万辆我在国内都没见过的好车里，找到了属于我们的那辆80年出厂的本田思域。我简直不能相信，它，看起来真的很旧，特别是在众多的好车中间。LG带着我，一路经过鲜花盛开的街道，风驰电掣地往家里开。温哥华一排排漂亮的小洋楼，掩映在五月的匆匆翠绿和曼妙的鲜花中，实在是太美了。在路上，我跟LG说，我们不回去了，就留在这里吧。LG没有说话。

 

不久，他把车在一栋温馨的小房子前面停下，说到家了。我跟着下车，兴高采烈地搬行李。进了院子，没有上台阶进门，而是从房子的侧面穿过，走到后院，下了三个台阶，开门进屋。我站在院子里看不明白，怎么进门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的？等我进了门，才意识到，我们住的是温哥华的半地下室。也不知为什么，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好委屈，好伤心的那种。现在也不知，那哭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离家远行？因为不准工作？因为半地下室？因为天壤之别的落差？。。。。。。

 

第一个星期，我就是在时差，落差的调试中慢慢渡过的。LG带着我去美丽的海边儿，去超大的超市，去难兄难弟的住处（大多比我们的还不如，单身的三几个人分住一个房子的地下室，共用厨厕。也有住在学生宿舍那样的好地方的）。好的，差的，鸡头，凤尾，交替，混杂，渐渐地，我也习惯了。唯一，那种闷在铁罐内似的心情，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第二个星期，LG带我去了学校的一个学生中心（student centre）。那里原是帮助新来的学生的，也会帮助新来的学生家属。一个工作人员很耐心地接待了我们，并且详细地跟我们讲解了我的状况。他说，我现在的（Visitor）探亲签证是什么都不能做的。，由于加拿大法律允许学生配偶打工，，我可以找工作。只是，我在开始工作之前，要向移民局申请工卡（work permit），等待批准后，才可以正式开始工作。那天，我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至少，我是可以找工作的。这一丝的希望，让我好过了很多很多。

 

于是，从第三个星期，我开始找工作。LG趁着没课的时候，开着我们那辆后来令我们依依不舍的破车，带我到Employment Centre（雇佣中心）找雇佣信息。在加拿大的雇佣中心，有一种机器，就象咱们现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那样的。我们在机器的屏幕上搜索要找的工种，然后把有兴趣的聘人广告打印出来，就像我们现在在银行机器上取完钱打印出来一张小条那样。然后，按着小纸条上的电话打过去，或者干脆按照地址，亲自上门应聘（这样快点）。

 

我们按照地址，来到一家建筑公司门口的时候，正巧有个人走出来。我便问老板在不在。那人朝着屋里喊了一声，不一会儿，走出一个栗色卷发，个子高高的白种女人。她倚靠在门边上，目光朝下看着我（因为我比她矮很多），开始问我问题。她说，“你是哪儿人啊？”我说“中国。”她又说，“中国？你什么时候来的啊？”我说，“两星期前”。她显然好奇起来，说道“两个星期？那你怎么一来就会说英语的？”我说我在中国学的。她开始大惑不解，“学的？英语可以学成这样的么？（这是一家本地人开的小型建筑公司。从老板到工人多是读书不多，但动手能力特强的人，所以，他们对我学语言这事一直纳闷了很久。他们认为语言是说会的，不是学会的）”。然后，女老板再说，“可你知道我们要请一个会说日语的人啊。”我说，“知道，我会。”她腾地转身，进了屋。不一会，拿着一张日文传真走出来，递给我说，“这传真说什么？”我凭着在国内学过的那么些日语和上面的一堆日语汉字连猜带蒙地说出个大概。

 

我的出现，让女老板兴奋不已。她歪着头，不可思议地，自言自语了一句，“哼，有意思。”然后，她爽快地说，“行，我们要你了”。我，被当场录用了。

 

哇，那一瞬间，太阳出来啦，小鸟歌唱啦，花儿开得更美丽啦。其他的我什么都没问，什么时候上班不知道，给我多少工钱不知道，做什么职位也不知道，，除了知道他们公司要我了（和老板留了我的传真号，说给我发用来申请工卡的录用信）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一天，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那一天起，乌云散了，心情豁然了，生活目标明确了。那天，是怎么回家的已经记不清楚了。，就是美疯了（范进中举，就那样吧）。直到有个朋友问了我一句，他们付你多少钱？我才醒过梦来，哦，对哦，不知道哦。没问哦。我的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你这样啊，就没有bargaining power (讨价余地)了。我当时心想，给我一份工作，我已经满意死了，管他多少钱，多少钱都行（加拿大有最低工资制，当时每小时最低不得低于8加元，所以，至少我能得到这个待遇）。这可是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哦。

 

于是，几天后，等来了公司的录用信，开始向移民局申请工卡。在上班的等待中，给家里写信报喜，憧憬留在加拿大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