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韩出国打工的日子

　　  在韩出国打工的日子
　　 再去一趟苏州看望儿子后，崔先生就将从上海飞往韩国。
　　 这种每年回延边生活两个月、大部分时间在韩国谋生的日子，崔先生已经维持了6年。
　　 崔先生是吉林延边州人，6年前，在姐姐的邀请下，他去韩国试验性生活了4个月。回国后，他果断办理了铁路系统的内退手续——那时他虚岁才44——决定步姐姐的后尘，“闯韩国”。他是兄弟姊妹5人中，一个到韩国的。他的妻子则早已先他去韩出国打工了。
　　 1991年联合国(微博)开发计划署推动的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国际合作，虽然并未如期繁荣图们江地区，却促成了大量延边朝鲜族人赴韩出国打工。
　　 据延边州商务局曾经分管出国劳务的金永春副局长介绍，在韩出国劳务的延边人有十几万人。“现在延边的朝鲜族女孩子基本上都出去了，在延吉的餐馆基本上看不到朝鲜族姑娘。”
　　 中国朝鲜族赴韩出国劳务潮最初从黑龙江牡丹江、佳木斯等地兴起——这些地方朝鲜族大多从韩国迁移而来，传统上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网。1992年，中韩建交后，这些地方的朝鲜族年轻人迅速涌入劳动力紧缺的韩国。随后，大规模赴韩出国打工潮扩展至延边州的朝鲜族。因为，延边州的朝鲜族大多是自北朝鲜迁移而来，不如黑龙江的朝鲜族与韩国联系紧密。
　　 崔先生说，现在去韩国的探亲、出国劳务签证，非常容易办理，委托旅行社办理也只要800块钱。但早年，签证费用却需要七八万元，很多延边人曾在办赴韩签证中被骗过。韩国的对华签证政策也曾经历过几次反复。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之初，曾严管非法在韩滞留中国人，对无签证或签证过期者，予以抓捕。
　　 “那时候，很多在朝鲜的中国人都躲在屋里不敢出门。”崔先生说，“一出门看到警察就跑。”警察甚至会用网枪对付逃跑者。但这种涉嫌歧视的做法，遭到中国政府抗议。卢武铉政府被迫改变做法要求所有无签证或签证过期者回中国办理签证后再来韩国，且承诺一律给予签证。这一做法得到很好执行——如果不给签证，韩国的小企业估计很多都得停工破产。
　　 李明博总统上台后，一度改变这一政策，但还是回到卢武铉政策。崔先生担心，明年韩国的签证政策可能又会有改变，“又要大选了嘛。”
　　 从延边去韩国的交通也非常方便。第一次去韩国，崔先生选择了从延吉直飞首尔，之后也从长春、哈尔滨飞过去过。这两年延吉飞首尔的机票
　　 大幅涨至3000多元。不过，大连至仁川的船票只需800元左右。
　　 崔先生在韩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离首尔一个小时车程的杨平的一家加油站上班。一个月八九千人民币，每天还晨练。崔先生觉得这份工作还不错，“我在国内生活得也不错，不想干太辛苦的活。”后来，崔先生干脆自己开起了麻将馆。
　　 其他由中国前往韩国的出国打工族，男的大多从事建筑行业，女孩子大多去餐馆、超市、旅行社，也有去酒吧上班的。“一般一个月都在八九千、一万多。”例外的是建筑业，因为去的人太多，工资水准反而下降。
　　 “在韩国生活，非常方便。”崔先生说，不仅语言相通，也可以在中国城买到、吃到任何国内的东西，晚上在大街上看到的喝得踉踉跄跄的基本都是中国人，甚至，能在韩国遇到很多熟人，休假时通个电话约聚会是常有的事。
　　 随着朝鲜族赴韩的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延边的汉族，追随朝鲜族前往韩国。延边的朝鲜族赴韩也呈低龄化态势，很多朝鲜族孩子高中一毕业就去了韩国，或者花点钱上大学，或者直接工作。崔先生的两个外甥女，都是在韩国上大学、工作，一个外甥女做了牙医，另一个进了韩国国民银行。

　　 被赴韩出国打工族改变的延吉
　　 朝鲜族这种在延边与韩国间的频繁往来，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延吉这座城市。
　　 庞大的赴韩出国打工者把钱寄回老家，直接促成了延边人均外币保有金额全国第一。延边州商务局金永春副局长介绍，顶峰时期的2006年，不算回国时随身携带的资金，在韩出国打工者通过银行汇回来的资金就达10亿美元。这相当于当年延边州财政收入的2.5倍！
　　 赴韩出国打工者寄回来的巨额资金，也推动延边消费的繁荣。“一有朋友聚会，吃饭、唱K、醒酒（再去小饭馆喝酒）、足浴，都是一条龙的。”延吉的朴女士说，“延边现在的消费发达得不得了。”
　　 这种消费的发达，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延吉租车业的发达。“从韩国回来待两个月的人，都喜欢租个车。”崔先生说，“很多中国人都觉得钱花完了可以再到韩国去挣”。不过，据他观察，基本上到韩国短期待得人挣钱比较多，长期待的反而没多少钱。“时间一长，没有储蓄的动力了”。
　　 这种出国打工经济的繁荣，催生的另一颇前卫的现象是，延边下辖的蛟河、安图、龙井的朝鲜族纷纷在延边州首府延吉买房，甚至出现住在延吉、开车到龙井上班的现象。
　　 赴韩出国打工者在韩国的工作生活经历，也影响着他们对国内事务的看法。
　　 崔先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韩国公平的出国劳务法律。在韩国，工人到劳动局投诉后，劳动局会先致电企业解决，两次敦促无果后，劳动监察员会带着证章前往企业。“这对企业是很严厉的政策，因为一旦劳动监察员登门过，有可能这家企业就很难再赢得合作伙伴的业务”。如果企业在劳动监察员登门后还不支付工人工资，劳动部门会电召企业主管到劳动局。“根据法律，企业必须去。”然后直接通知银行，从该企业的银行账户划钱至劳动局的账户，企业主必须签字。然后由劳动局支付拖欠工人的工资。
　　 崔先生同样对韩国地铁、机场的干净、人性化的服务印象深刻，而厌恶国内地铁、机场的杂乱无章。在他看来，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虽然比仁川机场航站楼建得晚，却不如前者舒适、人性化。
　　 崔先生回来后，也很不喜欢延吉的这套生活方式凡有生日、结婚生子这类的喜事，送礼不断、吃吃喝喝。“韩国就不这样，参加婚礼时，接待人员会先问清楚是否吃饭，如果吃就奉上自助餐券。”崔先生说，“一点都不浪费，不像延吉这边的婚礼，桌子上三分之一的东西都浪费掉了”。
　　 现在支撑崔先生每年回国的理由，一是母亲需要照料，二是儿子还在国内工作。崔先生兄弟姊妹5人都在韩国，他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如果不是上边还有80岁的母亲，我可能也不会每年都回来了。”崔先生说。